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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江的钱到底是哪来的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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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水浒》中梁山黑老大宋江,是个仗义疏财的好汉。大家对他一言不合就给钱、视金钱如粪土的作风印象都比较深刻,但同时可能也会有疑问,宋江只是个小小的押司小吏,其父宋太公不过是个普通地主,他家哪来那么多钱呢?

1.押司比县令权力还大?

这个问题,还得从宋江的身份说起。宋江所任之押司,是唐末以后逐渐出现的一种书吏,职责是帮助州县令长做秘书工作。这个的押司的身份,正是宋江钱财的来源。

那么问题又一连串地来了,一个无品无级的押司,哪有机会贪贿钱财呢?

如果宋江索贿弄奸,知县大人为啥不治他的罪呢?

这事说起来太复杂,但根本原因就一条:官不会办理庶政,只有吏会办。所以官员必须依靠吏来行使权力

官员不会行政,听起来十分荒诞,实际却分毫不假。这个锅还得科举制来背。隋时肇始、唐时完备的科举制,是隋唐以降诸朝(除了元朝)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。科举的内容全是明经、时务策、诗赋、章句等等文科知识,士子们在长期的学习中与算学、经济、刑律、钱谷等实务知识基本绝缘,等到中举及第后,授官临驭一方,没有丝毫任事经验,只能依靠吏帮助行政。而由于数百年形成的顽固传统,士人们大多以闲绝俗务、清雅尚谈为荣,以亲莅俗务、亲执刀笔为耻。官员们认为,自己只需要把把大方向、管好用人就行,其余如刑名、钱谷等事务,全交给吏员们去办理,既方便又快捷,何乐而不为。

古代官员的任职规定,也限制了他们亲临俗务。官员任职都有期限,少则三年多则五年,过期或转或升,刚熟悉一地政情便要调离。而各项律条、府库统计、诸级事务规定很繁琐细密,任期较短的官员都来不及看。例如《大清律例》,共有六类四百三十六条,附例更多达 一千四百多条,那些以诗书词赋八股入仕的官员们何尝能掌握这些?于是临事时只好听从胥吏们的建议。

久而久之,一地之政务,实际上全操持于吏员之手。令长之官,于名则一切统揽,实际只是定个原则,具体事务怎么运作,他们根本无从知晓。就以宋江所处的时代宋朝而言,《宋史·职官六》记载,南宋都城临安府共设押司8名。押司既作秘书工作,大概也分曹处理刑名、钱谷等事务,也就是说,每名押司各管一摊事务,是本地该项事务的实际掌权人。

2.为何没人整顿胥吏?

吏与官不同,不能升迁,除非有特别突出者,一生都是吏的身份。吏的薪俸极薄,事务又繁杂,一贯以来又受士人鄙视,但吏员们仍坚守岗位,图个什么?不外乎是钱。

负责刑狱的,根据贿赂多少,可以篡改罪名,因为绝大多数律条县官并不清楚;负责钱粮的,可以任意加摊或少派,县官并不知道某地究竟有多少田亩、多少丁役;负责府库的,可以任意吞没利息耗羡,县官绝没兴趣去研究朝廷的制度,他们只管自己能拿多少。其中的空间有多大,可想而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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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宋江的行为来看,他负责的工作机密性比较高。济州的观察何涛秘密到郓城缉拿晁盖,宋江竟能第一时间获知,可以推断,他在诸押司中的地位也颇高,大概属于知县最信任、办理最贴身事务的一个。这样一个知县背后的隐性实权人物,在偌大的郓城县,要挣下百万家业,自然是不在话下了。

那么就没有人提出整顿意见吗?

苏轼对吏的贪横不法作出过批评,其《东坡全集》卷四十七《策别三》云:“凡贿赂先至者,朝请而夕得;徒手而来者,终年而不获。”明清两朝一直不断有反对意见提出,但因为多数不合要旨,也没有跳出历史局限从人才选拔的角度看问题,导致说了也白说。

清朝雍正时,便发生过一次关于裁撤书吏的争论。

当时有人向雍正上奏,请求将各级府道州县衙门泛滥的书办帮役大幅裁掉,每一个吏只许留两个帮役。理由是:

第一,国家给帮役发补助,这些人太多,财政负担太大。

第二,帮役大多是乡间无业游民,在官府中包揽辞讼钱粮,败坏朝廷形象。

第三,有些帮役执法犯法,窝奸窝盗,半官半盗,扰乱地方治安。

河南总督田文镜闻讯上书,极陈不可。

为什么反对呢?难道那些事实都不对吗?田文镜承认,都对,一点不错。那为什么还反对裁撤呢?他有更硬的理由。

现在各级衙门的事务极其繁忙,单靠诸司衙门的长官根本忙不过来。以河南总督衙门为例,朝廷给配的吏编制只有10个人。一旦忙起来,吏既要在衙门里发文书发指令,又要到一线去监督执行,分身乏术,那怎么办,只好多请编制之外的帮役来处理。经过他测算,要完成实际庶务,书吏帮役至少得200人。而如果按奏折来裁撤,一个吏只留2人,则是20名,打死他们也干不完活儿。

田文镜非科举出身,对基层的实务非常了解,雍正帝对他非常宠任,一见他如此说,顿时把原先的动议扔到了九霄云外。

纵容吏员贪污,与基层行政机关瘫痪,孰重孰轻?雍正可不傻。

虽知其奸而改不了,这是历史时代的大限。雍正再牛逼,也不会去改科举制,那就只好将就着过下去吧。

3.吏的油水到底有多大?

上文说了半天,也没触及大家最感兴趣的实际问题,宋江这样一个小吏,到底能贪多少钱呢?直接的数据没有,但有一条相近的可供参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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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《三异笔谈》卷二《王二先生》一节之记录,则可窥见清朝时吏之强悍。清朝咸丰或道光年间,有个人称之为“王二先生”的,真名王立人,乃是浙江绍兴县人。他起初在云南省府做吏,后来资历熬得够了,便转行当了师爷。此人极其精通奏折撰写和刑名、钱谷等事务,在云南混出了名声,云南省城成立了一个幕宾盟会,推举他担任会长。

由于他从业多年,对云南省上下的大小政情、府库情况、矿藏开发、漕粮转输、耗羡抽取、刑狱程序、粮丁派发、捕盗勘贼等了如指掌,历任官府首长都要请他帮助处理政务,久而久之,隐然成了云南政坛一霸。除了总督、巡抚可以发令召他入府议事,府道以下官员要见面,都要亲自到其家中求见。但凡省中行政事务,王二先生在家中批决意见,再送到督抚二官处施行,由于二官都不通庶务,基本上署个名就签发,一句话也不改。

有时为了图方便,云南省的府道以下官员便直接到王二府中办公事。王二也是懂道行的人,他的府第修建的颇为奢华,戏台园林俱全,宛如贵官毫宅,供官员们宴乐。官员们把事务交给王二,自己则在园子里看戏喝茶。王二这边厢处理刑狱钱谷事务,那边厢官员们叙叙闲话,事毕大家欢乐地相揖而别。每年这些求王二办庶务的府道官员,都要送来颇为丰厚的脯修、束修、节礼,以为办事之资。

王二先生生活上极为奢侈,单是价值12两银子的绍兴老酒,每晚都要喝至少一樽。以至于纵有官员赠馈,也欠下了不少账,后来他径自找到布政使和按差使摊牌说:“我干够了,想养老,请两位大人给我24万两银子,我从此消失,各不相欠。”两司官员屁股都不干净,知道有黑底攥在王二手里,丝毫不敢折扣,按数交银。两司又按王二设计的程序,找了个无关痛痒的罪名将其发本配到四川,后来王二在四川安然活到八十多岁善终。可谓一时之传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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